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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晚清中兴夭折的深层次思考

郑佳明晚清中兴夭折的深层次思考

主演:晚清中兴名臣  晚清中兴  

状态:高清

类型:政治思想

年份:未录入

导演:暂无

语言:国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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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介绍

  本文转自微信号“ 灌茶家”

  作者:郑佳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曾在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中分别担任总策划与总监制)

  

  就晚清中兴的历史条件来说,中兴是一个古老国家面临巨变的正确反应,顺应历史的正常改革和转型,强于当时世界上很多落后国家。若是朝廷有正确的大战略,正确的外交和国防战略,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下,改革和转型有可能跟随世界的潮流,循序渐进。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中兴不是被西方直接打断,而是被情况与我们相似,各方面弱于我们,只是改革转型比我们快的邻国的一场冒险战争打断。中兴的夭折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对内外巨大困难和危险,转型和改革步履艰难,中兴优势十分脆弱和艰难的。

  历史的教训很多,其中两条尤为重要。一是要审时度势,制定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大战略,加强国家外交和国防建设。避免内乱和外敌入侵,为发展、改革提供基本保障,让中国的历史发展不转向、不脱轨、不失序,沿着中国文明的逻辑,有秩序有步骤的进步;二是坚定不移对外开放。认识自己文明的弱点,坚定不移的学习先进文明的长处,跟随历史的潮流前进。

  

  1、闭关锁国的国家,没有正确的大战略

  

  开放交流是一个国家制定大战略的前提。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打到关内的时候人口不足200万,军队也只有十几万人。那个时候大明有一亿人口,幅员辽阔广大。清朝打进来以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怎么统治?第一个办法是接受汉族文化,吸引汉族降臣降将,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二个办法就是闭关锁国。

  康熙在平定台湾之前,沿海渔船可以下海,台湾收回以后,“片帆不得下海”,为什么呢?怕被清朝赶到东南亚的明朝遗民和国内的人勾结,反清复明。清前期叫做“重防其出”,后来叫做“重防其入”,不准外面的人进来。在清朝的200年里,除了广州的“十三行”和北方的恰克图之外,整个中国没有出气口,跟外部失去了联系。

  清朝的严重问题在于——闭关还闭眼,闭眼还闭心。什么叫闭关还闭眼?它不仅不让外面的人进来,自己也不看外边,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对外部毫不关心,清廷也用传统的儒家眼光看世界。他们接受了中国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这样汉族的观念,汉族与满族的“夷夏之辨”已经不存在了。雍正写了一个《大义觉迷录》,此文本是文字狱的代表,但是它里头有一个很有意味的思想——我已经是“华夏”了,我不是“夷”了。到了晚清,满族贵族已经完全接受了儒家的理学思想,礼教宗法社会完全复原。清朝是如何闭心的呢?实行超级文字狱,用暴力限制思想,导致“万马齐喑”。一个国家200年不让提不同意见,不让学术讨论,思想贫乏,精神萎靡,信仰缺失,活力丧失,带来的就是盲目自大和内心的自卑,因为看不见外面变化就认为自己最了不起。晚清中兴的时候,跟人家签了不平等条约,吃了大亏,还要说我们给了人家恩惠,自己哄自己。晚清中兴的历史教训就是:永远不能够闭关锁国,自高自大;开放是大战略的前提,一定要有自由的讨论,要有反面意见,只有在这个过程之中,才有纠错的能力,试错的经验,这是经久不变的真理。

  日本也闭关锁国,但是它闭关不闭眼,很早就从荷兰那里搞了个学问叫“兰学”。日本一直关注着海外,关注着西方,而且它闭关不闭心,一开始提出 “和魂洋才”,后来干脆提出“脱亚入欧”,睁开眼睛之后,日本就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西方,全方位地对西方开放。而中外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关系却困扰了中国近两百年。

  

  2、如何防止政权的退化

  

  一个政权有一个政权的传统和特色。清朝初期是有大战略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皇太极统一了建州,多尔衮在吉尔哈朗等人不主张打到中原来的时候征服了明朝,这都是大战略。康熙、雍正雄才大略,乾隆差一点,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给他留下的好江山。乾隆后期出现了和珅,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他在西北用兵,在蒙古和西藏的团结问题上做了贡献。从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一路往下走,咸丰开始不错,但是他在位的时间短了一点,只有11年,他是清朝最后一个有实权的皇帝。大清王朝早期的雄才大略不再,进取精神不再,群雄议政的局面不再,那些让汉人都赞叹不已的大战略已经不再了。它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在专制制度下,执政集团的退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皇族从生理上就退化,专制王朝后期的皇帝们体格不健康,繁殖能力差,继承有危机,思维也笨,懦弱无知。咸丰时的肃顺等一批有个性、有见解的大臣纷纷被杀掉,被贬黜,恭亲王和文祥他们又被整服,所以这个权政权已经退化了。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特色的王朝,它有几个优势,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两条,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三是军事优势,起初的八旗铁骑横扫中原,征服四方;四是征服周边国家,形成藩属屏障,拱卫中原,威慑汉人;五是多民族联盟的优势,清初统治者征服蒙古、维吾尔、藏、回诸多少数民族,并与他们分享政权,结成统治汉族的统一战线;六是充分接受吸收汉族儒家文化,并用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驯服汉族知识分子。但到了同光时代,遇上千年变局,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两个法宝打碎了,其他几个优势也失灵了,它的统治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

  慈禧上位的时候只有20多岁,她违背祖制,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只能靠权术和阴谋。这个女人极富权欲,却缺乏阅历;颇有心机,但缺乏眼光;深谙权术,而缺乏知识;她统治了中国48年。太平天国期间崛起的湘军,引起朝廷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实现了满汉联盟,这是清朝200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汉族知识分子和大臣成群结队地站出来支持朝廷,汉人打汉人,湖南人打广西人,这种情况是以前没有出现的,可以说,是汉人挽救了满人的王朝,说明这个时候,汉族和满族的利益相当接近,因为大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洋人。太平天国有农民反抗压迫的一面,但也有背弃中国纲常名教的一面,曾国藩不完全是为了阶级斗争,他是为了保卫纲常名教。

  满汉结合使后来一批汉族大臣迅速崛起,直到可以跟朝廷分庭抗礼。矛盾发展的高潮是“东南互保”。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时,张之洞、刘坤一搞“东南互保”,不接受朝廷的指示。李鸿章在广州做两广总督,不来北京签约。这个时候,满汉矛盾就决定了清朝命运,最后清朝是在排满运动中垮台的。孙中山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后来满族贵族搞皇族内阁,排斥汉族,使他的统治基础迅速缩小,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受到极大的限制,频出昏招、应对失据。朝廷的焦虑重在保守不在进取,重在内政不在外交,重在文治不在武功,重在权力不在国家。清朝前期关注政权的合法性,后期关注政权的稳定性。

  政权内部满汉之间,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利益观念冲突,使国家大战略的主体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和问题。统治权是满族贵族的护身符、命根子,到最后预备立宪,朝廷提出皇族内阁的时候,已经获得权力的汉族大臣纷纷离开朝廷——是革命派和立宪派一起推翻了清王朝和保皇派。

  

  3、转型中的外交与战争

  

  同光时期是中国近代转型的开端。转型期也是矛盾的多发期,政权的脆弱期。在这个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好战争和外交的问题,保证国家安全,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乱的环境下有序地转型?晚清时期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清政府在对付洋人的问题想了四个办法: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什么叫以商制夷呢?就是你对我好,我就跟你做生意,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他们没有想到做生意的得失是双方的,信用是长久的。以民制夷,就是发动义和团,叫老百姓去揍他们,天津教案等背后都有人煽动,叫“民心可用”;李鸿章最喜欢“以夷制夷”,他老跟俄国人套近乎,觉得俄国人能抵制日本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一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之所以产生这种“制夷”的思想,是因为清朝对外打交道是从被动挨打开始的,因此一直没有一种自尊自信,平等友好的对外心态,忽左忽右,倚轻倚重。洋务运动稍有起色,李鸿章便骄傲起来,后来遭伊藤博文奚落。李鸿章还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明白人。中法战争、天津教案,崇厚签的《里瓦几亚条约》以及中俄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是外交的严重失败。外交的失败,或导致战争,或加重战争的危机,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在战争问题上,曾纪泽和左宗棠一起收复新疆。证明有正确的战略策略,通过艰苦的谈判,我们是可以减少战争,甚至避免战争,保卫国家安全的。这当然要有外交实力和战争准备为后盾。中国在对外战争的准备方面,很有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人认为,宋朝以来的文官制度,是中国武备不足的制度根源。唐朝的时候节度使的制度曾经让军人把这个国家搞乱150年,所以赵匡胤开始就强文弱武,强干弱枝。文官决定一切,对国防不重视,对军队不重视,国家就不安全。大国里像我们近代中国这样不断挨打,不断失败,不断赔款情况不太多。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国家安全缺乏总体战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安全是保证中国沿着自主的逻辑有序进行改革进步的根本保障。

  

  4、大战略与国家体制和制度

  

  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纠结着我,到底是大战略重要,还是体制、机制重要?晚清中兴失败的原因,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清朝体制机制的改革滞后。这个思想缠绕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我们以大战略的视角观察晚清中兴的历史,是一种思维方法的转换,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中兴不是被西方直接打断,而是被情况与我们相似,各方面弱于我们,只是改革转型比我们快一点的邻国的一场冒险战争打断。邻国转型快些,政治优势显于军事优势于一时。但是日本走了军国主义道路,日后就得到了失败的报应。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个国家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大战略注重的是当前,体制和制度注重的是长远,和平发展时期,有一定经济力量的时候,更要下决心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兴的夭折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中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对内外巨大困难和危险,转型和改革步履艰难,中兴的成果十分脆弱和艰难,失败不足为奇。

  本文系郑佳明教授在战略讲坛010期上的发言,主题为《大战略视角下晚清中兴的夭折》,共三篇,此为第三篇,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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