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维为何缺乏理性?

发表时间:2017-12-31 15:21:04 文章来源:广德教育网 手机版

我们的思维为何缺乏理性?

作者:关敏

一,国人的思维只有感性缺乏理性

许多人攻击《旧约》中的上帝残暴,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华夏无神的伟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仁”就是残暴。可没有一个中国人谴责“天”残暴,《道德经》在后面反而说,“天之道,利而不害”。这样自相矛盾的老子,反被中国人如黎鸣之流吹捧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百般挑剔;对自己的文化百般护短。这样的态度,不可能取长补短,与时俱进。

中国人的思维就像一个母亲的思维:“我的孩子是最好的”。中国人对他人的孩子百般挑剔甚至拐卖杀害;对自己的孩子百般护短,宠爱有加。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孩子很难成熟为人。余世存说,以色列30岁的小伙子就出版了世界级的名著,可中国30多岁的壮年人蒋介石却在玩女人,曾国藩左宗棠40多岁还整天沉醉在色情里,中国人永远是游戏生活的孩子即武志红所说的巨婴。

这种情感代替理智的母爱本能根本不是思维,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溺爱行为。所谓的母爱,其实跟母鸡爱小鸡没什么区别,是一种条件反射,根本不值得称道。可就是这样的爱,孩子有时却很难得到。母爱子是母的本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子必须爱母的理由。儒家却反复强调子须无条件的爱父母,直至献出自己生命,如哪吒剔肉还父母,公然鼓吹吃人肉了。这样,子女就成了父母的私产,生杀予夺之权属于家长,子女无任何人权,个别父母甚至抛弃子女卖儿卖女,连动物都不如。可见人类的母爱一旦儒家化,还不如母鸡。

中国人不会理性思维,只会感性思维、感情用事。感性思维的结果使人更蠢。感性思维是最原始最落后的思维方式。感性根本不是思维,充其量是动物的应急反射。人在应急情况下,也有舍己救子的故事。譬如:荆州某商场电梯塌陷,母亲举起儿子,自己摔死了,儿子得救了。《英勇母亲刀下换子》追踪报道说:挺身救子是母亲本能。这种感性的人在中国是大多数,只要一煽动,国人大多就情绪高;一些傻瓜甘当炮灰,炮灰就是一群毫无理性犹如工蜂一般的动物。

中国的一切都被感情绑架了,连道德也被感情奴役,充当服务感情的工具。中国成语“合情合理”,情先于理,情高于理。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出现了“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宋江的人情义气,就把唐牛儿当替罪羊。可见,仁义道德变成了哥儿们义气,没有公理、没有正义。

二,华人理性发育的停滞

中国一直没有逻辑学,连语法学都没有,还是19世纪引进的。没有逻辑理性,就是非理性。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断言:“所有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所谓理性,就是超越具体的事物,以普遍性、抽象性、平等性的原理来观察分析世界万象。

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是一帮没有理性的动物!孔子鼓吹“上智下愚不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没有理性的“野人”,这是否定人是有理性逻辑思维的能力!中国长期在非理性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理性就不可能发育成熟。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礼”非奠基于人的天赋,而是对天赋的压抑。儒家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根本无个人的概念和“人权”的萌芽。孟子的人性善以人类自救(不忍人之心)这一本能作为桥梁,把仁义礼智说成“天之所予”,即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但也不是奠基于完整的天赋。孟子承认人的天赋还有另一半,感官欲也属于本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这样一来,孟子的本性说就成了两个。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孟子的办法是把感官欲说成是“小性”、“小体”,把仁义说成是“大性”、“大体”,小服从于大。然而现实往往不那么顺从,感官欲就像装在口袋里的魔鬼,时时钻出来破坏仁义。怎么办?孟子又提出通过寡欲以存仁义之性。孟子还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顺灵魂之“大体”是大人,顺耳目感官之“小体”是小人。大、小人之间截然对立,断无统一之理。

古希腊将人的自然性纳入社会性的构成环节。亚里士多德谈到儿童教育时说:“人们都区分有灵魂和躯体两者,都有两种境界(状态)——情欲境界和玄想境界。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忿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见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要按照常例,必须等待其长成,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意儿童的身体,其次留心他的情欲境界,然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于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以灵魂培养为目的、为指导,但并不是排斥感性欲望,而是将感性欲望列为灵魂培养的先前步骤,没有这个步骤就谈不上灵魂培养。

在儒家那里感性情欲和灵魂不能相容,以至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论调。《礼记.乐记》篇认为:仁义道德是“天理”,七情六欲是“人欲”,天理与人欲虽有交叉点,但主流是相排斥对立的。人欲发展会导致“灭天理”,所以儒家提出了节人欲以存天理。这样,我们无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义务尊重帝王的感受。因此我们就没有“真信仰”。就拿“孝道”来说吧。孝道的根本意思,并非供养父母,别让他们饿死,而是说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觉,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来运作。于是孔融那么小的孩子要“让梨”,其实,以心理学的观点看,“自私自利”是孩子发育正常的表现;而中国的“文化”却以道德的名义“规范”着孩子,其实质就是让孩子不尊重自己的感觉,而是跟父母和社会的感觉认同。千万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那是万恶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于是,中国人都成了“无我”之人。他们在人前冠冕堂皇,但在人后往往为非作歹。儒家则完全排除人性的自然性,使人性的社会性变得片面、单调、压抑。这样形成的仁义道德如何能让人自觉维护。以这种方法养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真信仰”呢?正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汉族的理性发育停滞了,因为童年正常需要未获满足的孩子,是很难发育出正常理性的。

古希腊的原子论强调了个体的多元性(许多独立的原子是万物的本源)和自由性。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有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儒家道德恰恰不讲求人的“自我”。孔子好古,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但未提对古的继承立足于自我。儒家文化确切说是“礼”文化。《礼记.乐记》说:“礼自外作”。 “礼”是外在施加的尺度,只许接受,不许有异议。子路问卫君若重用老师,老师先做什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的“自我”判断是老师太“迂”,孔子却斥责他“野”。孔子在落魄时尚压制学生的“自我”,儒家成官方思想之后就更是如此了。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排斥一切不同意见。儒学遂成为不容商量的“礼教”、第一真理,不容“我思”。儒家道德始终没有给每个人的“自我”留下位置;不是出自“自我”,只由外力强压的道德不易被自觉遵守。

关敏在《儒粉诡辩孝道震惊世人》中说,中国文化缺乏抽象思维的理性,只有形象思维的“本”的范畴,没有逻辑思维的“本质”概念。“本”是巫术的万物有灵论的“根”,“根”有神奇的“生”之魔力。白居易的诗歌唱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烧后又复生?因为有“根”!所以,中国人做事喜欢“铲草除根”。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生命之流,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朵浪花。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自身中为自身寻求根据。

道家认为人最好做“婴儿”做“野鹿”。老子说人是刍狗,何来理性?老子的理想是复归于婴儿,婴儿怎么可能有理性?

墨子说一人一义(议),百人百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尚同于领导。这就否定了言论自由和公民大会的民主,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人类有通过理性探讨达成一致的契约即宪法可能性,从而堵死了华人的民主路。墨子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是理性,人通过理性探索可以接近上帝的正义即墨子的尚同于天。他的天基本是巫术的鬼怪学说,还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这只怪中国离中东地中海太远,对犹太教一无所知。基督教是在犹太教和希腊人逻辑理性基础进一步升华!

三,每个民族要学会反省

中国一直没有逻辑,也就是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还处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没有进入平等的文明时代。有人说,要复兴传统。难道要复兴这种非理性的传统!只有普世文明才能提高我们的素质!

看看普世文明的圣经。圣经反对拜祖先,批评祖宗的罪恶,诚实。请看:旧约《尼希米记》9.2:“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耶利米书》14:20  “耶和华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 以色列人承认祖先有罪,不断地悔改,以色列人成了最爱读书最聪明的民族。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仅占0.3%,而在诺贝尔奖的获奖群体当中,却占有22.35%高比例。西方国家因为圣经的影响在不断揭开历史真相,在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我们因为崇拜谎言而不断地掩盖历史错误中而衰败下去。孔丘主张为了维护《礼乐》所规定的“亲、尊、长”的现实“偶像”的权威,必须“说谎”,即他所谓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中国兵家鼓吹兵不厌诈。 “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每个民族都有荒唐的时候,关键不在于你这个民族会不会犯错,而在于你懂不懂反省。你能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声地对人类(或上帝)说对不起。一个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注定将被历史淘汰,注定将成为世界的笑话……所以,今天中国人应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而不是像孔子包庇父亲的过错并把祖先美化成神,大搞避讳(说谎),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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